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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视角下的战争

时间:2017-07-07 作者:未详 点击:

  如何用最少的经济学原理来诠释过去千年的军事史?在《城堡、战争与炸弹》一书中,经济学教授于尔根·布劳尔与历史学教授休帕特·万·蒂尔完成了这个看似不可能的任务。
  
  打翻奶桶还是杀死奶牛
  
  “二战”时盟军对德国战略轰炸的效果很好地说明了边际效益递减原理。在1939年12月到1945年5月的66个月中,盟军空军对德国的10个战略目标投下了755531吨炸弹,旨在通过战略轰炸对敌人发动战争的基础——战争物资生产、整体经济,以及普通民众的士气——进行系统毁灭性的打击。由300名文职雇员、350名军官和500名士兵组成的美国战略轰炸调查团提交的报告指出:“战略轰炸与战术轰炸的关系就如奶牛和一桶牛奶的关系一样。战术轰炸就像打翻奶桶,让敌人无法立刻得到补给;而战略轰炸就像杀死那头奶牛,使敌人彻底陷入绝境。”
  
  让人惊讶的是,战略轰炸显然并未对德国的战时生产造成严重的不利影响,德国的武器生产量不减反增,甚至在战争最后一年也是如此。按照英国皇家空军的调查,盟军每月成千上万吨的投弹量,换来的只是德国战时生产潜力下降2到4个百分点而已,德国飞机生产在1944年甚至达到39807架的峰值,而盟军在1944年10月对德国投下了50465吨炸弹,是1942年5月154吨的328倍!
  
  从理论上说,美国海军的诺顿投弹瞄准器可以将平均轰炸误差缩小到30米,以致在战时漫画中投弹手可以问他的导航员:“地址是莱比锡斯特拉106号还是107号?”但在现实中,在月光明亮的夜晚平均每4次攻击才能有一次把炸弹扔到距目标8000米以内的地区;在没有月光的夜晚,这一比率更是骤降到1/20。由于乌云遮蔽,必须靠低速盘旋、肉眼观察投弹目标而容易被德国空军击落,或缺乏导航设施而无法找到指定目标等原因,盟军不得不将精确轰炸改为区域轰炸,将在易受攻击的白天空袭改为在晚上空袭,这对更好地定位轰炸目标毫无作用,也无助于提高轰炸效果,甚至让德国工人的士气与热情变得更加高涨。
  
  可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盟军对德国的战略轰炸未能“杀死奶牛”,而只是不断“打翻奶桶”。向“奶桶”射击确实会使“奶牛”心烦意乱,停止或减少“产奶”。然而,伴随着边际效益的递减,“如果第一颗子弹打洒半桶牛奶,第二颗子弹打洒了剩下半桶的一半,第三颗打洒了一半的一半的一半……当资源使用量乘以3,从1颗子弹到3颗子弹,洒出的牛奶数量从1/2递减到1/4再到1/8”。两位作者由此得出了让人倍感沉重的结论:抽象的生产理论居然能在这个极其现实又血腥的战争世界中找到用武之地,这令人惊讶。然而对战争双方而言,若能早点知晓该理论并听从它的教诲,那么战争可能会更早结束。
  
  施里芬计划与经济学原理
  
  德军总参谋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制订的施里芬计划,希望利用俄、法两国总动员速度的差异,在日后陷入双线作战态势时,先在东线以1/8的兵力防守俄国入侵,并尽可能地集中7/8的兵力在西线包抄进攻法国,计划用6个星期击败法国后,将军队尽速调至东线以迎击俄国的反击。这一惊人而大胆的计划,简单得近乎天才但又充满风险,它的付诸实施让萨拉热窝的一颗子弹引发了“战争中的战争、最后一场战争、结束所有战争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极大地重塑了整个世界。
  
  对施里芬计划的坚持,必然使德国将其资源用于单一的方向:对法作战的速战速决导致德国救不了其主要的同盟国奥匈帝国,德国的资源也不足以支持大军从陆地上入侵俄国或者建立一支能与英国相媲美的海军。在两位作者看来,“所有这些实际发生的情况都不意味着德国的决策者错了,它仅意味着他们在选择一个选项的同时不得不放弃其他选项”,这就是机会成本原理。
  
  德国的决策者认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战争”是比“不开战”更廉价的选择,如果早日开战,战争的收益将超过风险和成本,拖得越久情况越糟。此外,他们还认为将法国卷入战争不会提高德国的战争成本,既然法国必然会帮助其盟国俄国,所以能够选择的并不是是否选择法国作为敌国,而是是否应先攻打法国。在这两点上,德国人实际上采用的是权衡其行动潜在成本和收益的原理。
  
  要使施里芬计划生效,德国的领导层不得不进行一系列的替代:击败法国和俄国是突袭英国的替代,采用地面力量作战是依靠海军的替代,速度是时间的替代,这就是替代原理的运用。
  
  计划实施过程中,德军在西线投入更多的部队,却未能相应带来更多的优势。新的作战形式——堑壕战的出现以及地理地形的影响,抵消了进攻方的数量优势。增加的部队越多,在军事上能额外产生的益处却越少,这正是经济学家所说的边际效益递减原理。
  
  德国基于某些不完整或不准确的信息发动战争:一方面,德国认为如果德俄战争爆发,法国将会进攻德国,但现有证据表明,这可能不会发生;另一方面,德国相信英国将不会加入战争,或者说即使英国很清楚地表明会介入,德国政府依然选择不相信这点,以致德军在比利时遭遇英国远征军时大为震惊,这些都是不对称信息原理的例子。
  
  德国名将亚历山大·冯·克鲁克指挥的德国第一集团军,受命以梯队形式跟随友军第二集团军,但克鲁克在没有通知司令部的情况下选择了以突进的速度前突。这一委托—代理问题,让谋求速胜的德军与法军在巴黎附近的马恩河防线僵持,德国由此陷入东西两线作战的困境。绝望的德军总参谋长小毛奇面色苍白地向德皇威廉二世表示:“陛下,我们输掉了战争。”
  
  一份基于纯粹概念的、完美主义的天才作战计划,却由于种种错判和失误,最终落得纸上谈兵的下场。用19世纪初普鲁士参谋总长冯·格罗曼将军的话来说:“花几年时间在办公桌上制订一个详尽的作战计划纯属胡闹,那是军事领域的文学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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