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庸臣焉知亡国痛

时间:2017-07-07 作者:未详 点击:

  一
  
  那桐是叶赫那拉氏,内务府镶黄旗人。虽与太后老佛爷同族,但那桐是从基层做起,仕途蹭蹬,于户部浮沉长达二十余年。
  
  仕途虽不如意,但那桐依然工作勤勉,终于盼来了人生的伯乐——翁同龢。翁当时既是帝师,又是户部尚书,是那桐的顶头上司。那桐平日里经常赴翁府“回事”“画稿”,其工作能力,翁自然尽收眼底。
  
  光绪二十二年(公元1896年),朝廷拟定银库郎中人选,那桐排名第二,本无希望。此时翁力荐那桐,甚至不惜与军机大臣李鸿藻闹僵,终于让那桐获得银库郎中这个肥差。戊戌维新前夕,翁因内部矛盾横遭罢黜,被遣送回籍。那桐听闻此事,犹遭晴空霹雳,日记里写满了不舍之情:
  
  五月十三日,卯刻,到永定门外马家堡火车站送翁师南旋也,送者数十人。卯正一刻,翁师揖拜登车,同有别离之感。
  
  恩师虽已返乡,但仕途还要继续。要想于宦海屹立不倒,背后须有大树庇佑。那桐自然深谙此道。经过一番选择,那桐发现荣禄最靠谱。清末之官场,官员若能迅速升迁,无非两个原因:一是出身高贵,二是跑官能力一流。恰逢戊戌之后,荣禄深得慈禧垂青,出任军机大臣,成为满人权贵之翘楚。荣虽为人极其精明、城府甚深,但有一致命缺陷——贪财。有一回,那桐升任京堂,向原来的上司行感谢礼,“以千金拜荣仲华相国受,四十金拜崇文山尚书受,四十金拜徐荫轩相国受……”。按照常规,京堂送礼,四十两为准,而那桐独下血本塞给荣禄一千两,可显见其有意讨好。一来二往,荣便把那桐视为亲信,重点栽培,不久便将其扶上礼部右侍郎的位置。光绪二十五年(公元1899年),那桐极力逢迎朝廷己亥建储之举,颇得慈禧、荣禄欢心。次年五月十四日,那桐从“四品京堂候补”被破格擢升为总理衙门大臣。孰料荣禄于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一命呜呼。那桐此时虽已为政坛权贵,但仍需寻找政治后盾。转了一圈,他找到了清末最著名的贪官——庆亲王奕劻。
  
  当然,在那桐看来,无论是荣禄,还是奕劻,虽堪称大树参天,但皆不能庇佑自己一生平安。唯有博得老佛爷之信任,才是关键。庚子之变后,那桐奉命留京处理善后事宜,不辞辛劳,格外卖力。其精明能干终引起了远在西安的慈禧之关注。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六月十七日,那桐收到好友桂月亭密函,“云皇太后因桐在京办事得力,特颁赏银六百两”,并要求那桐“不必具折谢恩,不令宣露”。果不其然,三个月后,那桐收到慈禧的六百两“私房钱”,“祗领心感无似”。慈禧偷偷赏钱给大臣,这在晚清堪称异数。显然,慈禧已将那桐视为心腹,但碍于同为叶赫那拉氏,故不便公开赏赐。待两宫返京,那桐迅即获得要位,出掌外务部。
  
  此后,慈禧对那桐更是恩宠有加。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的六月初一,那桐照例赴仁寿殿汇报工作。此时垂垂老矣的慈禧,对于政事已颇显倦怠,十分反常地对那桐说道:“尔近来办事甚历练,将来朝廷大事全依仗你了。”这句“全依仗你了”,对于那桐而言,既是条托孤令,更是颗定心丸,意味着自己在清廷的地位已无人能撼动。
  
  经过多年摸爬滚打、苦心经营,那桐内有慈禧当靠山,外有奕劻为同党,可谓打通了天地线,迎来了其官宦生涯的“美好时代”。
  
  二
  
  官运亨通,那桐并不满足,他的目标是一手抓权、一手捞钱。那桐的聚敛之道,无外乎两条:卖官鬻爵与开设当铺。
  
  前已述及,那桐从底层爬上高层,除却能力过人,更多的是凭借财神开路。等到那桐位居中枢,一切仿佛又进入了新的轮回,重复着他年轻时的故事。一茬又一茬的下层官员登门拜师,求取官位,献银自是络绎不绝。
  
  一次,清末民初著名学者冒鹤亭以候补道待分发,经人引介谒见那桐。几句寒暄后,那桐便吩咐门下书办做东,邀冒前往一僻静处吃饭。席间,书办道:“冒大人蒙中堂赏识,不久外放道台实缺,可是个美差!”当时政以贿成,每个官职价码不同,谙于此道者除立字据按时报效外,还答应酌予那府书办们若干好处。冒鹤亭一介书生,懵然不知书办做东,意在交易,只是连连举杯称谢“那中堂恩典”而已。书办见话不投机,撞了木钟,懊丧地说一声“怠慢”,即掉首而去。过了几日,冒鹤亭经友人点拨,弄清其中底细,再度赴那府请谒,竟被拒之门外。
  
  那桐积聚财富的另一手段,便是开设当铺。那桐任职户部多年,深知当铺一本万利,乃致富之捷径。自从掌管银库,那桐赚得人生第一桶金,从此正式进军当铺业。
  
  那桐先后收购了灯市口等繁华地段的当铺,生意蒸蒸日上。比如,“天佑斋田二送来翠搬(扳)指一个,押京松银一千两,每月六厘行息,四个月归还取赎。如到期不还,银物两冲”。按那桐所记,一个小小的玉扳指,当存四个月,即可净赚二百四十两。当铺收益之丰着实令人咋舌。
  
  那桐既做官又经商,在官不光言官,在商不忘揽权,最终弄得官场如商场,商场似官场,鼓了自己的腰包,亏了朝廷的国库。“自古召乱之道,莫甚于罔利”,信夫!
  
  三
  
  除去攀缘上级领导、聚敛巨额财富,那桐还不忘在同僚中开发资源,寻找盟友,他与袁世凯结盟便是典型案例。
  
  那、袁之相识,始于小站练兵时期。那桐其时任职户部,掌管银库印钥。当时袁主动登门拜见那桐,袁之目的,明显同审批练兵军饷有关,自然给了那桐不少好处。通过接触,袁发觉那桐富有学识,且行事谨慎,更重要的是其深受帝师翁同龢倚重,不啻一只升值空间极大的“政坛潜力股”。故袁千方百计地腐蚀这位“国家干部”,与之深相结纳。一次,那桐赴日本参加完博览会,归国之际,袁世凯不惜高接远迎,破格接待,“舟行平稳,未正抵大沽,慰亭制军遣小火轮来迎,易乘进口。酉初抵塘沽,换火车,戌初抵天津车站,袁宫保及阖郡文武来迎”。这哪里是接待朝廷中层领导,完全是遵照迎送外国贵宾或元首时的标准。
  
  那桐好听戏,亦喜唱戏,是个十足的票友。早在发迹前,便常出没于京城各大梨园。比如一回那桐赴庆和堂给同僚志小岩做寿,“呼林桂生、小金弹琵琶唱《玉堂春》,苏曲绝佳。小金复唱《教子》,老生亦好”。可知那桐对于戏曲,颇为内行。袁世凯于是投其所好,施以猛药,不时做东邀请那桐听名角名戏。另外,每逢那桐之母生日,袁就一掷千金,出资将京城有名的戏班子请到那府演出。
  
  同时,袁还从那桐身边亲属下手,对他们倍加关照。如袁曾授意徐世昌,让其接近那桐之弟那晋,并与之换帖,结拜为异姓兄弟。然后袁顺水推舟,提拔那晋,“锡侯弟经袁制台、铁侍郎奏充襄理京旗常备军营务”。如此细致周到的“关怀”,自然使那桐感激不尽,从而甘心与袁互为奥援,结成政治联盟。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四月初八,那桐“与徐菊人制军订兰谱”。自此,袁世凯、徐世昌与那桐三人,同坐一条船,同吃一碗饭。
  
  四
  
  清末朝局,一大痼疾便是干部年龄结构的严重失调及官员任免的极不合理。像李鸿章、张之洞、鹿传霖、刘坤一这样的“20后”“30后”官员已大半凋零。彼时,“50后”老当益壮尚且能饭,“60后”精力充沛是骨干,“70后”锐气十足需磨炼,这本是属于他们干事业的年代。然而,袁世凯蛰伏洹上,端方蒙冤革职,善耆难获重用,铁良屈就闲差……朝堂之上,放眼望去,净是昏聩的“30后”、稚嫩的“80后”与尸位素餐的庸臣。亲贵见用、贤才见弃,一旦有变,朝廷自然遭遇无人能信、无人可用之尴尬。
  
  那桐身处此危局中,除却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便是与徐世昌谋划袁世凯出山事宜。1911年10月10日晚,武昌首义爆发。次日中午,那桐“接到各处来电,知武昌新军变乱,据城戕官,鄂都避往汉口,提督张彪被害”。其第一时间的反应是“当访菊人”,而不是向载沣或者奕劻汇报。午后,那桐、盛宣怀来拜访徐。接着徐、那二人又去庆王府同奕劻密议。三人“久谈”,至于内容,那、徐二人在日记中皆只字未提。他们身居高位,心机重重,安全起见,自然不留痕迹。不过当时掌管军咨府的载涛因接近核心层,洞悉内情,认为“革命爆发,那、徐协谋,推动奕劻,趁着载沣仓皇失措之时,极力主张起用袁世凯。袁在彰德,包藏祸心,待时而动”。不久,那桐又请辞协理大臣一职,为袁氏入主内阁铺路。11月13日,朝廷降旨,批准那桐辞职,并委任其为弼德院顾问大臣。
  
  待袁世凯甫一回京,那桐当天便迫不及待前往拜见。此后,袁、徐二人与那桐之来往便愈加密切,这在《那桐日记》中颇有体现:
  
  九月廿六日袁总理组织内阁成立,由袁总理召见,署名矣。
  
  初六日(11月26日)因昨日感寒,手足麻木作烧舌痛,宣誓太庙典礼未能恭往陪祀……夜袁慰廷、徐菊人来谈。
  
  三人私下过从频繁,定是有要事相商,恐多半与清帝逊位一事有关。更堪玩味的是,自从11月26日夜里与袁、徐二人密谈后,那桐便称病不出。起初只是请假十日、十五日,后来干脆续假二十日,闭户谢客,直到清廷覆亡。同时,这期间袁世凯“派卫兵二十六人来家常川守护”。可知那桐此举实乃与袁、徐密议之结果,其告病养疴是假,免责避祸是真。
  
  1912年2月12日,清帝退位,宣布共和。面对这一旷古巨变,那桐于日记里写道:“昨日呈进皇太后、皇上如意二柄,今日蒙恩赏还。风定天晴,气象甚好。此后遵照临时大总统袁通告,改书阳历。”江山鼎革,王朝倾覆,那桐非但没有痛心疾首,愤恨萦怀,反而满怀喜悦,相机而变。可见在那桐心中,唯有个人利益最为重要,所谓江山社稷,犹如天边浮云尔。
  
  《那桐日记》之卷首,撰有这么一段话:
  
  尝见吾叔父逐日书写笔记,垂三十年不辍,身心功夫与年俱进,历历可考;且偶遇往事,随意披阅,如在目前。吾甚羡之。自今伊始愿效所为,既承家法,兼可自励。
  
  或许当年之那桐,曾真心打算以日记自醒,励志做一个国家栋梁。可惜岁月催人变,通览这百万余言,人们体会到的却是一部鲜活而惊心的“庸臣成长史”。读罢整部日记,再翻至开篇,回看这一段,顿觉啼笑皆非,好似被这个叶赫那拉氏“黑色幽默”了一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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