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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髦信号

时间:2017-08-21 作者:未详 点击:

  如果你穿越到上世纪80年代初,一定会被街头的“时尚青年”所震驚。
  
  他们骑着自行车,戴着深色镜片的“蛤蟆镜”,穿着格子衬衫和喇叭裤,踏着锃亮的小皮鞋,梳着大背头,手中拎着录音机在街头呼啸而过。你可能看得目瞪口呆,没错,这些时尚青年中,可能就有你的父辈。
  
  人们不会无缘无故打扮成这样。从经济学角度来说,每一种行为都在释放信号。
  
  那些时尚青年的行头,在当时都是奢侈品。比如说“蛤蟆镜”,这种太阳镜当时都是广东货,售价十多元一副(记得千万别把上面的不干胶标记撕掉);自行车的地位和现在的轿车差不多,最好的自行车是上海产的凤凰牌,其次是天津产的飞鸽牌和上海产的永久牌;至于录音机,那时候大约只有一种日本三洋牌的,一开始是单喇叭,售价200多元,后来出了双喇叭、四喇叭,价钱涨到三四百元——这可相当于一个青年大半年的工资,所以不是每个人都能拥有的。
  
  骑着凤凰自行车,拎着三洋录音机,和今天那些富二代开着音响震天响的跑车一样,都是炫耀行为。正如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弗兰克所说,一个信号要在竞争对手之间表现出可信性,它必须难以造假(当时可没有仿冒产品)。如果一方传递有利于自己的信息而得利,那另一方则被迫暴露对自己不利的信息(自己没有这些装备)。而那些跟着别人的录音机跳舞的,当时被戏称为“蹭响的”。
  
  当特定信号物的成本不断下降,有越来越多的人买得起时,它们就失去了身份象征的作用。比如上世纪90年代初的电视剧中,那些黑社会的大哥永远拿着一部像砖头一样笨重的“大哥大”,今天则已成为可笑的古董。
  
  当农村姑娘由于整日在户外劳作而拥有古铜色的皮肤时,淑女们便会小心翼翼地使自己的皮肤保持白皙;当大多数女性开始在室内工作以后,古铜色的皮肤又变成有闲暇时间在户外度假的奢侈象征。
  
  牛津大学的学生喜欢穿着带有牛津标志的T恤,但是到了上世纪70年代,当穿带有牛津标志的T恤成为一种风潮时,真正的牛津学生便不再穿它们,转而佩戴起他们所属学院的徽章。而这些徽章,市面上可买不到。
  
  关于手提录音机这件事,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当它发出的信号产生变化时,便有了以下这一幕:
  
  上世纪70年代末,印度时尚青年和中国时尚青年一样,以在公共场合提着录音机大声播放为时髦。当时的印度政府为了推进减缓人口增长的政策,开始用这种录音机来奖励做结扎手术的人。于是,这种时尚一夜之间便消失得无影无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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