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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上复活老北京

时间:2014-12-16 作者:未详 点击:

  地图刚刚完成不到一年,可怎么看,它们都像是年代久远的“古董”。
  
  这30份卷成筒状、裹着报纸的地图,每张足有一开大。抽出一份摊开,泛黄的纸面上,黑色墨水的笔迹,密麻麻地画着北京二环内,曾经的胡同区、老字号、四合院原址,甚至颇为写意地标出了现存的古树。而街巷的缝隙间,挤满了注释。
  
  随眼一扫,就能发现类似这样的文字:慈禧,叶赫那拉氏,小名“杏儿”,清道光十五年(1835年)生于劈柴胡同一大门内。在慈禧故居边,是1905年时教育家臧佑宸在此创办的“京师私立第一两等小学”,“劈柴”胡同由此改为“辟才”,注释上还有当时的校歌:苍苍、青青,槐柳兼柏松……
  
  这些文字,不及整张图里的千分之一。王府、医院、学校、名人故居、庙宇甚至托儿所里的故事,全都囊括在图中。地图的作者舒了很是得意地用一句话做形容:“包罗万象。”
  
  很多居民看我的眼神都不太对劲
  
  的确,在过去的20多年里,这个身材瘦小的老人,成为名副其实的“胡同串子”。图纸上,这些连他自己都数不清的胡同,是用双脚一步一步“量出来”的。
  
  1987年开始,舒了便推着自行车,以东直门为起点,沿着二环东北角边走边记,向老居民打听来历和典故,并用“小学生般”的字迹记录。同时,他会在草稿本上画出一段段歪七扭八的“几何图形”。上面标着只有他自己才能看懂的阿拉伯数字。
  
  “五步为3米”——舒了用这种方式换算胡同长度。起初,他曾借来一条皮尺。可他很快就发现,胡同里人来人往,而一条皮尺往往还“不够半截儿胡同的长度”。好琢磨的舒了,把自己当成“活尺子”。这个小老头儿常会扶着砖墙,在一条胡同反复走上好几遍,嘴里还紧张地念叨着步数。
  
  “很多居民看我的眼神都不太对劲。”他有些不好意思。如今,他的书桌上还摆着一捆足足40多本的草图笔记,近半米高。
  
  这期间,他曾因在胡同里“东张西望”,被民警怀疑为“望风的小偷”。不容解释,那位年轻的片警冷笑道:“我听过的理由多了,走!”派出所里,警察们围着他的笔记研究了好半天,最终才向他道歉。
  
  而不少四合院的住户,看到他像模像样地展示“勘绘技术”,嘴中还念念有词,误以为他是“拆迁办派来的排头兵”。
  
  雨后的什刹海前井胡同,他遇见居民修葺屋顶。舒了觉得这是“老北京特色一景”,想给拍下来。可两个气势汹汹的大汉走过来:“拍什么,罚钱!”
  
  这些误会,他已经习以为常。“哪有闲工夫生闷气?”他扶了扶老花镜,表情严肃,“趁身子骨还硬朗着,抢时间吧。
  
  家里的钟表都“调快了10分钟”
  
  当舒了一身运动服,走在胡同里,很难看出他是位退休多年的老人。他能一口气爬上六楼,腿脚比年轻人还麻利。回忆起当年的故居,他张口就能说出来:“黑窑场南口76号,最后一个门儿。”
  
  这一切源自于儿时的经历。他原名舒世忠,生在陶然亭,是个地道的南城土著,惟一的家族荣耀,是他的爷爷“神枪荣四”曾当过慈禧的护卫。家境贫寒,他曾四次失学,可座右铭却是“要做大事,不做大官”。从铁路学校毕业后,喜欢长跑的他曾有过“为国争光”的理想,却心愿未了。
  
  此后,舒世忠窝在铁路系统的小科室,做了一辈子“中国最小的干部”。1991年他改名为“舒了”:退休了,“干大事”的心未了,一事无成,完了。
  
  偶然间,他得知“北京即将大规模改造胡同老宅”,当年的责任感被唤醒了:“旧是旧了,可里面有文化啊!”童年的记忆,一下闪现在眼前。
  
  他唠叨着儿时的歌谣:“天棚鱼缸石榴树,先生媳妇胖丫头,凉席板凳大槐树,奶奶孙子小姑姑!”苇塘里捉蜻蜓,蹲在路边看屎壳郎堆粪球——“当时不嫌脏,那是乐子!”
  
  他还记得七八岁的时候,爬上南城城墙,一个孩子的心灵第一次受到那样的震撼:肃穆的青灰色砖墙下面,是一片“望不到边的绿色”,近处的先农坛与远处的白塔寺都“小得不起眼”,而护城河像是一条碧绿绸带。
  
  而这些美好回忆,仿佛一夜之间就破碎了。城市改造运动,给舒了的这份事业蒙上了更为悲怆的色彩。“城墙拆了——那是北京城的皮啊。”说到这儿舒了一拍大腿,“现在,别说屎壳郎,柏油路上,连个蚂蚁都没有了——都没了!”
  
  和拆迁队赛跑——舒了的晚年,始终处于一种快节奏的状态:早上4时起床,上午串胡同;下午查阅书籍,研究地图,常常跑到档案馆找资料。哪怕是过年也不歇着,大年初一便在鞭炮声中继续探访。
  
  为此,家里的钟表都“调快了10分钟”。
  
  2002年,争分夺秒的舒了终于把老城区的胡同走了个遍。可真正开始画图纸的时候,他却犯了难。
  
  他从没学过专业的绘图知识,甚至不知道“比例尺”是什么。更别说把草稿本上,那一页页“断了脉络”、“拐着弯”的胡同片段,连成一个整体。
  
  舒了像个新入门的裁缝,一针一线都小心翼翼。遇到诸如杨梅竹斜街、李铁拐斜街这类复杂的巷道,他就先画出东西走向的胡同、直的街道的框架,再往里填弯路。为避免出错,导致整张图“伤筋动骨”,他先用铅笔轻描淡写,拿橡皮涂改,最后再用墨水笔往上描。
  
  即使这样,也难免“过于紧张,笔尖发抖”,他曾用小刀子轻轻地刮掉错处,却常常把图纸划破。直到看不下去的儿子,给舒了买了修改带,这种反复重画的窘境,才得以改善。最后,他会拿尺子比着,一笔一划地往里填注释——远远望去,那些成片的文字,好似打印的一般。
  
  这位老人硬是坚持了下来。最快的一张两个月完工,最难的那张,他整整画了半年。“说出来挺轻巧。”老人这样总结道,“紧绷着画了八年啊,完工的时候,如释重负,全身散了架似的。”
  
  这些图纸,让舒了感到“比拿到奥运会金牌”还要荣耀:“乾隆十五年的《京城全图》,宫廷洋画家郎世宁参与画的,可它有个缺点,只把主大街标出来了,却没有注明小的胡同。”他认为,自己的作品“有血有肉”,要丰富得多。
  
  他向记者展示自己查阅过的书籍:《日下旧闻考》、《燕都丛考》、《帝都景物略》、《宸垣识略》……拿着放大镜,鼻尖紧贴着书面的老人,此时更像个学者。
  
  可老伴儿却对此“不屑一顾”:“别人退休了,都想着挣点外快,他倒好,往外贴钱!”90年代初,为了自己的事业,舒了托人去香港,买了台孔雀DF胶片相机,花掉了大半积蓄。而20多年下来,图纸、书籍以及“换了无数双的白网鞋”,在老伴儿看来都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这些老地界儿“又活了”
  
  几年前,舒了转悠到了崇文区薛家湾胡同,39号民宅的门额上,刻着“钱氏宗祠”几个字。好奇之下,他与屋主人、90多岁的钱鸿绪聊了起来。这里,竟曾是五代十国吴越国王钱谬的祠堂。乱世之中,钱氏保境安民,被文天祥赞为“千年之功德,百世之楷模”。而“文革”的破坏,使这座宗祠面目全非,如今正面临拆迁的命运。
  
  舒了马上记下情况,把这段“即将埋在地下的历史”,发表在北京文物报上,这处民宅保住了。如今,钱家已经搬到了大兴,对恩人念念不忘的钱鸿绪,去世前嘱咐子女:“千万不能和舒了断了联系。”
  
  已经消失的西裱褙胡同,只剩下于谦故居。而舒了却在探访中,发现了背后的故事:民国初年,武术家张长祯,别号“醉鬼张三”,自发守在这里,从此不再出头露面——他把这位“隐侠”的故事,写在了图纸里。
  
  后来,舒了特地去了趟杭州于谦祠。平常日子,就他一个游人,四周环绕着高大树木,平静苍凉。一想到“于谦曾站在城墙上守卫北京”,舒了就止不住眼泪:“他死得太惨了。好在,历史是由老百姓书写的。”
  
  舒了的这份坚持,引起不小的轰动。北京档案馆派人过来,提出要帮助保管这些“对以后建设极有价值”的材料;前来采访的记者们则像学生一般,听老爷子讲起过去的故事;友人们观摩后感叹:这些老地界儿“又活了”。
  
  完成了一大心愿的舒了,并未停下自己的脚步,他打算为老北京写部书。“门联、门墩、门雕……再不抓紧都没了。”他一脸遗憾。新街口四条,曾有幅写着“芝兰君子性,松柏古人心”的门牌,等他拿着相机去的时候,拆得只剩“门前的两棵树”。
  
  一位地图出版社的编辑看过地图后,惊讶地说:这30幅手绘胡同图纸,就算与专业印制的北京地图相比,技术上也毫不逊色,像模像样。甚至有人开出高价,想收藏这套胡同全图,可舒了拒绝了。
  
  这位满族镶黄旗的后人宣称,时机成熟的时候,要把这些图纸交给国家,让子孙后代“看到北京城原来的模样”。
  
  “卖了,我这个人就一钱不值了。”已经年过耄耋的舒了,瓮声瓮气地说道,“老祖宗的历史,无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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